民国时期的教育故事四则

傅国涌

“人各有志，给分六十”

物理老师魏荣爵在学生谢邦敏富的试卷上赋诗一首：

“卷虽白卷，词却好词。人各有志，给分六十。”

天津南开中学名动天下，在抗战前后创办于沙坪坝的重庆南开中学，在“允公允能”的校训下，也有无数值得莘莘学子追忆的往事。经济学家吴敬链回忆：“我虽然 只在南开念过两年书，但南开给予我的基本训练方面的影响，却是极其深远的。除语文、数学等功课外，从逻辑思维、语言表达，‘公民’课上关于如何开会、如何 选举、如何表决的训练，……都使我终身受用不尽。总之，就我的亲身感受而言，南开教育之所谓的‘高贵’，指的并不是生活上的奢侈和安逸，也不是目中无人和 颐指气使，而是对于德、智、体、美四育并进的高素质要求。” 南开中学自编国文课本，首席语文教师孟志荪是主编之一，蒋介石所喜欢的王阳明一篇也未能入选，曾国藩家书也只选了一篇。蒋介石几次亲临沙坪坝看望张伯 苓，“未闻校方出来组织三呼万岁之类的举动”。在权势面前不卑不亢，保持学府的尊严，这些都显示了南开中学傲然独立的精神气质。

遥望当年的南开，考试并不是衡量一个学生的绝对标准，课业授受也不是衡量一个老师的绝对标准，人的本身才是目的、是尺度、是根本，其他的一切都是从属的、 次要的。物理老师魏荣爵教学水平之高、教学态度之严谨都是有口皆碑，决不是不负责任胡乱评分的人。1941年毕业的学生谢邦敏富有文学才华，但数、理、化 成绩不佳。他在毕业考时物理交了白卷，即兴在卷上填了一首词：

“晓号悠扬枕上闻，余魂迷入考场门。平时放荡几折齿，几度迷茫欲断魂。

题未算，意已昏，下周再把电、磁温。今朝纵是交白卷，柳耆原非理组人。”

魏荣爵评卷时也在卷上赋诗一首：“卷虽白卷，词却好词。人各有志，给分六十。”使这位偏科的学子得以顺利毕业，并考入西南联大法律专业，后来登上了北大讲 坛，1949年后曾是北京第一刑庭庭长。按当时南开的校规，主课如有一门不及格，补考仍不及格，不能毕业，只能作为肄业。好一句“人各有志，给分六十”， 这样的老师，这样的学校都足以让后人大开眼界，也算是南开校史上的一段佳话。

陶行知的教育救国梦

陶行知在回国的轮船上，“我的志愿要使全国人民有受教育的机会。”

早在1916年2月，年轻的陶行知就立志以教育为终身事业，他写信给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院长说：

“余今生之唯一目的在于经由教育而非经由军事革命创造一民主国家。鉴于我中华民突然诞生所带来之种种严重缺陷，余乃深信，如无真正之公众教育，真正之民国 即不能存在。……余将回国与其他教育工作者合作，为我国人民组织一高效率之公众教育体系，以使他们能步美国人民之后尘，发展和保持一真正之民主国家，因此 乃唯一能够实现的正义与自由的理想之国。” 这是他教育救国思想最初的完整表述，也是他做了一辈子的梦。

1917年8月，陶行知提前回国，在轮船上他谈到“我的志愿要使全国人民有受教育的机会。” 从创立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之时起，他就开始实践他朴素而伟大的教育理想。

40年代在接受日本记者采访时，他还充满深情地说起自己的“晓庄学校时代”： “我所倡导的‘普及教育和民主教育’，那是民国七、八年开始的，到了民国十六年才逐步形成了一个组织。当初我们的目标是以‘乡村教育’运动开展起来的，民 国十六年在南京和平门外创办了晓庄学校。第一个目的是培养一百万个乡村教师，让他们从事于在全中国普及乡村教育运动。”

从 20年代的晓庄师范（1930年被蒋介石封闭）到40年代的育才学校，陶行知普及教育的理想与国民党当时推行的党化教育，从教科书、教师培养、教学方式、 教育行政管理等方面都截然不同，他的普及教育不是愚民的工具，而是启发民智，不是培养奴才、庸才，而是培养公民，培养有人格尊严的人。

陶行知还有过一个想法，把小学分为音乐、戏剧、图画、文学、社会、科学六系，目的就是要把小学生中的苗子发掘出来，加以培养，以展露各自的天赋。有人认为这个办法很好，劝他写出来，在全国的学校中推广，最终没有做成。

陶行知一生都以“培养真善美的活人”，“千教万教教做真人”为天职。有人说：“近代中国如果有两百个真正象晏阳初、陶行知一样的大教育家，则中国的教育甚至整个历史都会是另外一番景象。”

阎锡山办学

阎锡山办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，凡进入这所学校的学生一律免收学费，

学生的制服、伙食、住宿、讲义等费用，也由学校提供。

盘踞山西数十年的“不倒翁”阎锡山是个复杂的人物，那个时代不同的人对他有不同的看法。1922年6月，胡适在《努力周报》发表的文章中说：“现在有许多 人爱批评阎锡山，但是阎锡山确有不可及的地方。他治山西，是有计划的。例如他决心要办普及的义务教育，先做一个分年期的计划。四年的师范不够养成教员，他 就设速成的国民师范；这还不够用，他就设更速成的传习所。他依着这个计划做去，克期进行，现在居然做到了义务教育！江苏、浙江还办不到的事，阎锡山在那贫 陋的山西居然先做到了！”

从1917起，阎锡山从三个方面入手，意图通过教育来启迪民智，一是普及国民教育，二是创办职业教育，三是推行以改良社会风俗、开通知识为宗旨的社会教 育，重点当然放在普及国民教育上。第二年颁布的《山西教育计划进行案》、《山西省实施义务教育程序》等，对各地完成义务教育的时间、要求以及师训、经费筹 措等都有明确规定。到1925年小学儿童入学率达到了70．6％，以后由于战乱等因素有所下降，1934年的入学率是66％。

1919年6月开办的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，就是为山西培养合格的小学师资而设立的，创校之初学生达到1570人，凡进入这所学校的学生一律免收学费，学 生的制服、伙食、住宿、讲义等费用，也由学校提供。课本费学校补助一半，学习用具等学校补助三分之一。国民师范的多数学生出身贫寒，学校规定说，即使家境 宽裕的也应格外俭约，以减轻父亲负担，如果查到“在校处各酒食小铺私聚浪费者，轻则扣除操行成绩，重则勒令退学”。学校逐渐形成了比较浓厚的学术气氛，学 生自行组织的学术社团“学光会”，定期出版的《学光》月刊、《音乐月刊》，都受到同学的欢迎。学校还利用暑期多次举办“夏令营讲学会”，请专家来讲授课新 教育原理、儿童心理、公民学纲要、中国外交史等。

阎锡山办国民师范，后来有人批评他“目的是通过控制小学教师来左右山西教育，进而长期统治山西”，他免除学生的学杂费并发给生活费等，也只是一种 “企图笼络那些家境贫寒的穷苦子弟”的手段。

推荐书

浙大学生自治会理事普选，校园里贴满推荐候选人的海报，

有系级推荐的，有社团推荐的， 有宿舍推荐的，也有几个

学生联名联名推荐的，形式多种多样，内容五花八门。

1947年10月29日，22岁的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突然死在狱中，国民党当局宣布是“自杀”，社会舆论包括浙大校长竺可桢在内，对此深表怀 疑。于子三的惨死激起了浙大同学的强烈义愤，当时正值学生自治会选举，他们决心“以普选来纪念于故主席”，以此表达心中的悲愤和抗议。 浙大校园里由此展开了一场有声有色、不无悲壮的选举活动，除了抗议杀害于子三的大字报，又贴满了推荐候选人的海报，有系级推荐的，有社团推荐的，有宿舍推 荐的，也有几个学生联名联名推荐的，形式多种多样，内容五花八门，文字生动活泼，琳琅满目，盛况空前。这是当时的几则海报：

数学系学生的推荐书——

理事=谷超豪

证明： ∵ 理事=民主+科学，

民主+科学=谷超豪，

∴ 理事=谷超豪

农学院农经系三年级的推荐书——

民主风度与热心服务为标准理事的要件，赵修鉴君具有理事才能，故值得推荐；

慎重投票和选举贤能是普选期中的大事，每位同学投他一票的重举，才称得放心。

国民党方面也以学生联名推荐的形式提出自己属意的候选人——

法律系二年级学生庄╳╳ 等联合推荐 王 ╳╳ 、张╳╳ 二位为本届理事张、王两同学要是做到理事，他们一定主张膳务部统筹养猪，过旧历年时有猪肉打牙祭，非常实惠，请投他一票，想吃猪肉的同学，你说好不好？

看了这些显示出学生不同个性、不同思想倾向的推荐书，我们即可以想见当时竞选之激烈。11月2日，即于子三死后第4天举行的投票中，在91个候选人中当 选的有23人，其中谷超豪得票最多，共768票。浙大校长竺可桢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：“此次为第一次普选制”，当选者中“左派几占十之七八……故料想反政 府之行为必层出不穷也。”谷超豪以后成了有名的数学家。